“12·9”大案（九）：主犯浮出水面

作者：admin 时间： 2025-01-23 204 人浏览

接上回

如果说“12·9”案发第一阶段，警方已将张书海犯罪团伙锁定，并将一道无形的绳索抛了过来而没有套中的话，那么2001年6月的攻坚行动，则彻底注定了这一抢劫团伙的覆灭。

2000年12月9日抢劫银基商贸城广发银行得手后，团伙成员一一分头逃回。乔红军回了他在北郊姜砦的出租房，张书海、张宏超、张世镜、张玉萍则赶回他所居住的绿城花园小区24栋楼1单元14号商品房中。

张玉萍用绢花、纸箱作掩护转移脏款，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与怀疑；张宏超、张世镜乘自行车分头而回，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乔红军虽然心怯胆虚，但他空着双手，乘坐公共汽车，算是最安全的了，根本不可能碰上麻烦；张书海则更为狡猾，两次打的而行，最后一次也不让司机开到绿城花园小区门口，而是在齐礼阎街口下车，再步行几回到家中。

张世镜到了张书海家中，才发现自己的一个指头被防弹玻璃划伤了。见伤势不重，张宏超从屋内找出一张创口贴粘上，过了一夜没有什么加重的迹象，张世镜也就放下心来。

清点抢劫的将两个编织袋装得鼓鼓囊囊的钱款，把捆钱的白色纸条拉开，放在一个铝盒内烧掉。一百元、五十元、十元面值的人民币散开来到处都是，让他们产生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幸福”晕眩。钱钞实在是太散乱了，就从家中找出一只自行车内胎，剪成一根根红色橡皮筋扎住。他们数了数，竟有两百多万元。第四次冒险，总算抢到了自己梦寐已求的钱数，张书海对此次的“战果”十分满意。

这次抢劫广发银行与上两次相比，不仅金额巨大，还与警察展开了枪战，打死一名保安人员，给成千上万的群众造成极大的惊扰，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公安部门肯定会投入大量警力设卡盘查。就拿上次抢劫淮河路电信局营业大厅来说，就设置了大量卡点，包括下面的好些市县，都对过往车辆乘客盘查。这次肯定会堵截、盘查得更加厉害。因此，他们三人全都龟缩在家中，既不敢下楼，更不敢出门上街。

张书海自然也想过市区内拉网式的搜查，但他认为搜查的重点区域肯定在银基商贸城附近及一些旅社、出租房，难以查到他们的藏身之处。民警即使查来了，他也想好了对策，那就是死不开门。绿城花园小区还有一部分商品房没有售出，售出的房子有的还没有装修，平时住人就少，加之没有配置暖气设置，一到冬天，这里就显得更是空空荡荡的。白天无动静，晚上不开灯，敲门没有反应，谁都以为室内无人。

他们不敢出大门一步，生怕别人认出，而家里剩下的东西又快吃完，案发第三天，张书海就打电话回去，托村里的乡亲转告，要妻子王雨从老家候庄赶来，专门外出买菜，回家做饭，照顾他们的生活。

在分脏问题上，他们在一起议过一次，当然是张书海一锤定音。张世镜分得40万元；张宏超虽是儿子，但他一直想独立发展，父子俩也不能总是绑在一块，这次也给他分了40万；乔红军抢钱后将编织袋的拉链都没有扣上，在逃跑时丢落了一些，因此要少分一些，只准备给他28万元，反正他回了出租房不知道抢得的钱款到底有多少，几个人便商量着统一口径，说总共只抢了140万，给他一个平均数；张玉萍也出了不少力，分了18万元；张书海的“功劳”最大，自然分得最多，剩下的80多万元也就全部归了他。

其实乔红军后来从大街上人们的议论及报纸、电视上知道了抢劫的具体数字，当张宏超告诉他只抢了140多万元时，他心中有数，只是嘴上不说而已。同时，冒一次险一下子就获得28万元，他也心满意足了。

当时在张书海家中，他们几个将钱归拢分为五堆，除张玉萍当时带走8万元外，其余的都放在了张书海家里。大家对分钱没有异议，将所获脏款放在他家里也很放心，反正一时又带不走，等风头过了再来转移不迟。

第二天晚上看电视，张书海等人看到了电视台滚动播出的、由被抢银行提供的、希望群众提供线索的现场录像，每人都从电视屏幕上认出了自己，想不到第一次上电视，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

第一次看时，他们一个个吓得心惊肉跳，好半天不敢出声。

作案之前，张书海就曾琢磨过如何破坏银行里面的录像探头，不留任何痕迹。但琢磨来琢磨去，总也想不出个万全之策，后来只好放弃不管，在伪装上做文章。厚实的冬装与马虎帽实在是给他们帮了大忙，要不然的话，将会全部暴露无遗。

张书海见张宏超与张世镜两人吓得噤若寒蝉，想给他们壮壮胆，就问：“你们要是没有参与这次抢劫，能从上面认得出我来吗？”

张宏超首先回道：“爹，就是一家人，若不是跟着抢，我也认不出你来。”

“就是嘛，”张书海说，“不管这盘带子拿到哪儿去放，哪怕就是俺村里，乡亲们也认不出。”

“那就是，”张世镜很快恢复了原气，“乍一见呀，我也认不准是谁呢。”

妻子王雨从乡下一赶来，张书海就问她：“你这次来郑州，跟以前相比，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王雨道：“到处都是关卡，好些警察都在那儿盘查呢，有的出口处停了好长一排车。但他们只查出城的，不管进城人。”

“查得紧不紧？”

“小车查得厉害，公共汽车倒不怎么查。”王雨停了一下，又补充道，“警察只查大包，小包不管。”

“知道出什么事了吗？”张书海又问。

“听说是郑州一家银行被人一口气抢了两百多万。”

“是吗？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呢，”张书海故作平静地说着，然后又问她，“你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吗？”

张书海这么一问，又见屋里头坐着儿子、世镜，王雨心头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张书海每次作案，尽量不让王雨参与其中，也不让她知道，免得让她担惊受怕。王雨身体不好，不是这病就是那病的，而最要命的是，她患有严重的癫痫症。这种病带有一定的先天遗传性，无法彻底根治，也不知什么时候复发。而一旦病发，就出现口吐白沫、全身抽搐、失去知觉的症状。因此，对这病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以预防为主，不让她受到严重的刺激。比如婆媳间闹矛盾，张书海夹在母亲与媳妇之间，颇有点左右为难的味道，但他一般都以劝说母亲为主，要她尽量地让着一点，避免王雨因刺激而发病。

每次作案后，家里的收入突然增加，王雨自然要问钱是那儿来的。张书海就说你只管用就是了，不要问得那么多。嘴里虽然这么说，但只要有机会，他总是不时地透露出一些信息。他这样做，为的是让王雨能在自己的琢磨中，平平静静地接受他们的犯罪事实。

时间一长，王雨对他们所干下的事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比如1999年3月3日抢劫建行交通路储蓄所后，在家中看到了被抢的绿色银行专用款包等物什，张书海虽然没有告诉具体是怎么抢的，但她心里已经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为了销毁物证，张书海父子俩在厨房内用尖刀将款包划来划去，划成了条条状。王雨见状，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道：“你们咋弄这来，万一出了事咋办！”张书海回道：“你做你的，别管这多就是了。”王雨又是一声长叹，然后伸出右手说：“把它给我吧。”张书海稍一迟疑，马上就递给了她。王雨接过，在那上面淋了一点油，连同发票一起烧了。

张书海父子俩又将公章、铁盒砸烂，与烧过的灰烬、残渣一起倒进了垃圾便道，将犯罪证据一一毁灭。

自此，张书海认为王雨完全可以承受得了他们的所有所为了，于是，乘着一次机会，就将过去的一应犯罪活动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王雨。

因此，对于这次特大抢劫，尽管事先没有对她透出半点口风，但王雨一到，张书海就开门见山地谈了。

“银基商贸城的事儿，是我们几个干的，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你每天只管出去买买菜，回来做做饭就行了，噢，还莫忘了买报纸。”

王雨不认识似地来回盯着他们三人望了几巡，声音颤颤地问道：“这么大的事儿，真是你们几个干的？”

张宏超抢着答道：“妈，是的，是咱们干的。”

儿子这么一说，一种强烈的母爱促使她硬下心来，不仅完全接受了他们抢劫银行的罪行，还参与到庇护、窝藏的违法行为之中。

母爱是中性的，但随其指向的不同，也透出明显的善与恶、美与丑、正常与变态。

王雨每天心甘情愿地上街买菜、买报，回家洗衣、做饭，还将街头及菜场的所见所闻牢记在心，一一转述给他们。

后来，她又按照张书海的安排，将脏款中的28万元于2001年4月1日、4月25日、5月9日、5月11日分成5笔以本人名义存入农业银行郑州市陇西支行、建设银行郑州市二七路支行等金融机构。

张书海等人根据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反映的“12·9”案件情况判断警方的行动及案件的进展情况，然后伺机逃窜。

三人呆在绿城花园小区，房子150多平方米，面积宽敞，活动虽受到一定的限制，但相对来说还算自由。只是房门、窗帘全都关得严严实实，既不让外面的光线射入，晚上也不敢开灯让里面的光线逸出。大家说话声音全都压低，走路也小心翼翼的，不让发出音响。就是王雨出门买菜什么的，也尽量避免让人觉察。一句话，他们不能让外人知道房子里面住了人，特别是三个具有作案嫌疑的男人。

而一伙人长期呆在一起也不是长久之计，便安排时间一个个窜出郑州，往西南方向逃回老家。

听说公共汽车查得不怎么厉害，案发第五天，张书海就让张世镜带了一万五千元钱回了平顶山，在那儿租间房子躲起来。

一星期后，张书海估计警方的盘查已有所松懈，又让张宏超去了平顶山，并交待他没什么事儿，暂时不要来郑州。

因为这次影响太大，张书海也不得不避开警方锋芒。

其时，他母亲已处于病危之中，便与王雨一同乘车回老家候庄，一可暂时躲藏，二来也要照顾病中的老母。

“12·9”抢劫得手，张书海决定再也不抢银行了，牵扯的人多，风险太大。但是他也不准备完全洗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成不了佛，也不想成佛，保不准还会干，要干的话，最好是单独干，跟儿子、晚辈在一起干这样的事，总有一种心理障碍。目标也不会是银行了，下一步将会是那些暴发户与贪官。

于是，单管猎枪就用不着了，张书海将它拆卸开来，装在一只鞋盒中带在身边，带回了候庄老家，在厕所外边挖了一个坑埋下。埋在同一个坑中的还有拉火管、雷管等爆炸物品，再在上面盖了一块方石板。

那支弯把五连发猎枪，仍留在了郑州家中。

拥有巨款的张书海回到村里，与原来仍是没有两样，还是一副不显山不露水的样子。

2000年农历腊月11日这天，张书海病重已久的母亲去世，他也没有格外大操大办丧事，在花费开销上比一般农民要强，并不超过人家对他认可的经济实力。

过春节家里来了客人，准备的还是过去两元钱一包的“许昌”烟，酒也不怎么名贵，都普通牌子的。

张书海不仅自己如此，还严格要求同伙一定不要露富。他说贼不打三年自招，这自招里头，就包括着自我炫耀或反常消费。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交待他们，对到手的巨款，一定要低调处理，切不可乱花露富引人怀疑，消费反常，这也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警方往往据此破案。就是存款时也要分开存，多存几家储蓄所，要分别选择农行、建行、工行、交行、中行等不同的金融机构。

儿子张宏超的40万先给了13万让他自个儿拿来着，要是有什么中意的生意，可作为前期投资。

张宏超在银行存了6万，其余的拿在手中也没有怎么乱花费。

乔红军回到叶县，将钱分存在几家不同的银行，剩下的放在卧室抽屉内，开销也不是很大，主要是买衣服，到武当山去玩了一趟，给大姐、岳母分别给了几千元。

而张世镜则在平顶山分两批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存了一部分，又将剩下的30万现款带回老家。为了防潮防腐，就将所有钞票装入罐子内，然后埋在房屋地下。

父亲张大国穷了一辈子，猛可地见儿子弄回这多的钱，帮儿子买罐子及防潮用的石灰，然后又帮着一起挖土洞，就像做梦似的。张世镜在埋前抽出一万元，顺手递给他父亲五千说：“爹，你拿着花吧。”

张大国双手捧着一叠百元大钞，激动得两眼发光、浑身颤抖不已。他问儿子一下子上哪儿弄来的这么多钱，张世镜说是倒卖古董，碰上了好运气赚的。张大国对儿子的话将信将疑，如果倒卖古董这么来钱的话，满世界的人不都去倒腾古董了？总觉得这钱来路有点不正，就问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张世镜说，贩古董么，就是抓住了也是小事一桩。儿子这么一说，张大国也就不好再追着问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高兴得不行，家里埋着两罐子钱、手里捧着的百元大钞全是真的，这么多的钱呵，可是他几辈子也挣不来的呀！

一切都做得很隐蔽，只是张宏超春节期间与几个高中同学聚会时稍稍露了一点马脚。

高中一毕业，同学分赴各地，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因此都很高兴，也玩得很尽兴。大家一高兴，自然就要多喝几杯。张宏超一喝就真的喝多了，人一喝多就格外兴奋，就开始晕头转脑，就开始说些平时只在自个儿肚里藏着的真话。

在酒桌上，张宏超也说了一点真话。他说今年想在平顶山市弄个门面，开一家大点的餐馆，到时候只要大家愿意的话，可以上他的餐馆里头去做事。

同学们也只是听听笑笑而已，以为他是喝醉了酒说胡话，认为为他好虚荣吹牛皮，根本就没有怀疑他有过什么不法行为，获得了一大笔不义之财。

在老家躲了几个月，张书海母亲的百天祭日一过，他就决定回郑州去。毕竟在那儿买了房子，更因为在郑州生活比乡下不知要方便多少倍，如今有了钱，至少暂时不必为生计而奔波操心了，就想好好地过过上等人的生活。

可儿子张宏超极力反对父亲去郑州住，他学过刑侦，虽然学得不深不精，也没有做过一天正式警察，但对警方的一套破案方法多少还是了解的。

张书海说怕什么，咱就是要住在那儿。

张宏超说：“警察要查的，人家一查你就成了嫌疑，往下一挖，朝上一扯，就会像收花生、挖红薯那样带出一大串的。”

张书海说：“我不是瞧不起警察，也不认为他们没本事，只是想事情都过去好几个月了，这案子肯定早就搁下，不会再查了。”

张宏超问：“要是查到你头上咋办？”

“不会的，”张书海回答得很干脆，“查不到咱头上来的。前三次抢劫，连俺的半点皮毛都没有摸到过，这回呀，叶县也只是排查1985年以后的复转军人，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我是主谋。再说就是找到了我，又没有证据，我也不怕的。”

“你不是担心那个抠出的弹壳屁股后面留了你的指纹么，要是把你弄去一比对，可不就出来了。”

张书海摇了摇头道：“这我不知想过好多次了，当时的情景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里放来又放去的。我使劲地回忆啊，想呀，后来还是弄清了，我没在那上面留下痕迹。因为我在动手时格外留心指纹，当时也想到了这点，所以在抠弹壳时尽量不让指肚挨在弹壳上，我用的是指甲。那段时间一天到晚琢磨着、准备着好好地弄一次，也没顾上剪指甲，那么长一截，”张书海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往那缝里一勾，就带出来了，其实也蛮顺当的，只不过非摘手套不可。我敢肯定，我没在那上面留指纹，要留的话，最多也只是一点指尖尖，那构不成条件的。”

张宏超听完，最后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道：“爹，我劝你还是不要去郑州嘞，咱们不往外面去躲也就罢了，呆在村里也不会出事，可要上郑州住啊，我总觉得心里没底。要不这样吧，咱们来一个折衷方案，你既不留在老家，也不返回郑州，就在平顶山住着弄个啥事儿做做的怎么样？爹，你就听我这一回吧。”

张书海回道：“平顶山什么都没有，怎么个呆法？咱们在郑州买的有房子，不回那上哪？宏超，你也就不要再劝了，我作过的决定，就是要算数的。”

父亲的权威阴影又一次将张宏超罩住了，尽管他仍然极力反对父亲回郑州去，但只能是闷在心中，嘴上半点也不吭声了。

而正是张书海的刚愎自用导致了他的毁灭。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次的父权与刚愎，便会觉得它们打上了善良与正义的色彩。

2001年4月的一天，张书海夫妻俩又从叶县老家搬到郑州市绿城花园小区的那套商品房中。

张宏超虽然劝不转父亲，但可以为自己做主。他不想呆在闭塞的故乡，而上郑州又要担风险，就按了他曾提供给父亲的折衷意见办事，在平顶山市区租了一套房子安身。

张书海父母一死，老家也没有什么值得让人挂念的东西了，又将小儿子张宏绍也弄到郑州自费上大学，在郑州轻工业学院学电脑。抢来的钱虽然养他、给他治病没问题，但他本人总得学点什么安身立命的本领才行。

张书海到郑州后什么事都没干，也不需要他干什么，心头再也没有过去那种紧迫感了。每天三餐饭，也由王雨准备，他只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地享受就是了。

张书海这辈子也算得上是个忙碌之人，就那么闲着，又感到了无聊，总想找点事儿干干。

他与张玉萍合伙做生意亏本退出小商品城后，张玉萍又找了一个门面，独撑着做点别的生意，虽无大赚，每天除去开销，也还略有盈余。张书海有时也跑到妹妹那儿去转转、看看，帮她干点什么。而他自己，对做生意算是彻底死心了，一想起过去倒贴的光景就生气。

好在世上的聪明人发明了电视机这玩意儿，张书海这才觉得有事干。每天看看《大河报》，要不翻翻《公安月刊》等杂志，然后就坐在电视机前，一天看到晚，看到上床睡觉为止。

2001年6月12日晚上9点钟左右，张书海像往常一样，呆在卧室里面看电视。他不愿与人交往，喜欢安静，常常一人独处。自从开始抢劫作案后，不知怎么回事，竟对阳光、灯光之类的光线十分敏感起来，白天常拉窗帘，晚上也不愿开灯。人在暗中，张书海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安全感。这天看电视也没有开灯，声音并且也调得比较小。

突然听见了一阵不紧不慢的敲门声。

王雨也在卧室一同看电视，不由得问道：“咱们在里跟人家没打多少交道，会有谁找上门来呢？”

“该不是查水表的吧？”张书海对王雨说，“你开开门，去看一下。”

王雨道：“这么晚了，管它查水表还是查电表，明天再说吧。”

张书海催她道：“人家来一趟不容易，也难得找着人，你去开就是了。”

王雨不情愿地站起身，走出卧室，随手将门带上。又穿过客厅，来到大门后，旋开了防盗门锁。

敲门的是第一战区专案组的民警余慧明、刘继红、刘遂成、刘平顺四人，他们按照指挥部的安排及划定的区域来到嵩山路南段绿城花园小区进行重点排查。从小区内的一号楼开始，他们对每一号楼、每一个单元、每一楼层、每户人家逐一排查开来，保证做到一户不落。

四人来到张书海居住的24号楼1单元7楼14号，房门久敲不开，透过门缝往里瞧，不仅客厅没有灯光，就是张书海夫妇看电视的卧室里面也没有开灯，见不到一丝光线，他们以为主人不在家，只好暂且搁下明天再来。

7楼为顶层，他们转过身来，沿着楼梯往下走。

突然听到刚刚敲过的房门响起了轻微的开门声，余慧明与刘继红当即返回楼上。当他们再次来到门前时，大门却合上了。

于是又敲。

王雨轻轻打开大门，偷偷往外瞅了一下，并没有发现什么，但她从敲门人的对话及脚步声判断不像是收什么电费水费的人员，马上将门关严。

当然，她也没有想到会是警察。就连张书海都没有想到，何况她呢？

很有可能是搞推销的或是别的什么人，王雨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任敲门声响了好一会，也不愿打开。

可外面的两位民警很执着，明明家里有人嘛，一定得敲开才是！

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

王雨不得不打开大门，隔着一层防盗门与外面的人对话。

余慧明、刘继红身穿警服，他们一见王雨，首先表明身份，说是本地派出所的民警，前来查户口的。

一见是民警，王雨心头便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自从张书海接二连三地开始抢劫，特别是“12·9”大案后，她便经常做恶梦，好几次都梦见丈夫、儿子给公安局的抓走了。又不便讲给丈夫听，免得让他指责自己尽说一些不吉利的话。只好自己藏在心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既然是查户口的，当然得让人家进来。但愿他们只是查查户口而已，不要出什么事情才好。

在排查之前，余慧明天天研究“12·9”录像带，对排查提纲及要点熟悉了又熟悉，一再牢记在心，因此，他刚一进入客厅，眼前不由得顿时一亮：在通往客厅的三个房间大门上，全都安着“灵贵”牌榉木门锁，与系列案件之一“1999.3.3”抢劫银行案现场留下的物证一模一样，跟培训班下发的照片显示完全相同。

王雨进到卧室找户口，为防张书海被人发现，她拉开一道缝隙刚刚闪进，随手又将卧室门关严。

余慧明指指门锁，与刘继红相互会意地望了一眼，一边等待女主人拿出户口，一边观察客厅里面的有关装修摆设。

因为发现了榉木门锁这一现场重要物证，他们两人查得格外仔细，看看屋内是否还有其他同类证据及可疑情况，特别是“魔力”牌鸡毛掸，盒子被用作犯罪工具的包装盒遗留在现场了，按说盒内的毛掸应该留在家中使用。

正查着，细心的刘继红隐约听得卧室里面有人在说话。

刚进屋时，卧室内也没有灯光，他们还以为只有女主人单独一人在家，现在看来，家中还有一人。

此人是男是女？多大年龄？什么身份？从隐隐约约的说话声中无法听清、判断。

怎么办？

刘继红与余慧明一阵耳语，两人当机立断，决定敲开卧室房门，“请”出里面那位深藏不露的神秘人士，同时作好自我保护、以防不测的准备。

卧室房门被敲响了，王雨只是拉开一道门缝对外说道：“正找着呢，也不知户口本一时搁哪儿了，怎么也记不起位置来。”

王雨与张书海在屋里说着的，就是商量如何对付两位警察的突击性检查。他们心里清楚得很，家中不仅没有户口，就连房产证书也没有一个。户口在老家叶县候庄村没有迁来，房证的有关手续也一直搁着没有办完。

刘继红说：“户口本一时找不着不要紧，我们了解一下家庭成员的情况也行，你们家一共几口人？”

“四人，两个儿子不在身边，家里就俺跟孩儿他爹。”

余慧明道：“那就请你们夫妇俩一块出来说个话吧。”

“中。”早已关掉电视并站在王雨身后的张书海答道。

既然躲不过去，不如早点出去配合警察为好，老谋深算的张书海想道，查查户口也算不了什么，不很正常的么？你藏着躲着弄得神秘兮兮的反而坏事，不少罪犯就是这样引起警方怀疑而自我暴露的。

张书海从卧室走了出来，迈步的幅度尽管很小，但一眼就可看出此人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这是他自1996年冬天施行抢劫以来第一次与警察接触。

四年半的时间了，警察与罪犯终于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

张书海一脸平和，他对两位警察微微笑了一下，指着沙发客气地说道：“二位警官辛苦了，请坐吧。”然后又吩咐王雨倒茶。

尽管张书海表现得镇定自若，但余慧明与刘继红心头又是一亮：1.80米左右的大个子，40多岁的年纪，与“12·9”嫌疑人的外在特征完全一致！

榉木门锁与大个子交叉在一起，此人的犯罪嫌疑实在是太大了！

两位民警想，得先将他稳住才行，你能镇定自若，我们也就来个若无其事，在不知不觉间将对方引入咱们早就设计好的“套索”之中。

于是，表面一看，双方都显得很平静，余慧明与刘继红似乎是很随意地向男主人了解一些与户口有关的情况，比如年龄、职业、阅历等，而张书海也一一微笑作答，还时不时地用右手将头发往上捋。而内里，双方正进行着一场剑拔弩张、惊心动魄、斗智斗勇的大较量。

往下问着，两位民警的心中也就更加有底了，眼前的男主人除开外表，四十五岁的年纪、当过军人的阅历等内在特征也与《排查手册》上描述的“12·9”系列抢劫案首犯十分吻合。

将与户口有关的情况一一问过，刘继红不失时机地说道：“张先生，还有一些详细情况想找你调查一下，请你跟我们一块到派出所去一趟，好吗？”

女人除了心细外，说话做事也显得温和婉转，很能让人接受。

张书海听了没有立即作答，他似乎在想着什么。

余慧明在一旁似乎是征求他的意见，实则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催促道：“时间不早了，咱们现在就走，中不中？”

事已至此，张书海心里明白，他不去也得去，不由得爽快地答道：“中！”

他让两位民警稍等片刻，换上一身外出的衣服与鞋子走出大门，一步步地走下楼梯，走进停在院内的一辆警车上。

张书海刚一出门，王雨就惊慌失措地抓起话筒，拨出一串熟悉的电话号码。

电话通了，传来张玉萍的声音。

王雨带哭腔说道：“他姑，你哥给派出所带走了！”

“什么？俺哥给警察带走了？”张玉萍闻讯大吃一惊，迫不及待地问道，“什么时候给抓走的？”

“就刚才，他们还在下楼梯呢。他一个劲地催我去开门，催了两次，我不得不去，开门一看，哪晓得是两个警察，你哥这人呀，还以为是查水表的，查电表的，都九点多钟了，查个什么这表那表啊，真的鬼使神差呢！他姑，这下可要坏事了，唉，你们把一些事情也弄得太大了……”

张玉萍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女人，短暂的惊诧过后，她尽管控制自己的情绪说道：“嫂子，你别急，你一急俺也不知咋办才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慢慢说给我听吧。”

王雨道：“俺心里急得一团糟，一下子哪里说得清楚呀。”

“要不俺上你那儿去。”张玉萍提议道。

“正好呢，俺一人呆在家里可吓坏了，你来了也好给俺拿拿主意，想想办法。”王雨急切地说道，“那你就快点过来吧。”

张玉萍对正在做功课的女儿吩咐了几句，说去舅舅家办点事，要她作业做完后就早点关灯睡觉。

张玉萍出了金京花苑，打的直奔绿城小区而去。

张书海在余慧明、刘继红等民警的“陪同”下来到了设在郑州市农机局招待所的第一战区专案组。

一番调查过后，专案组按照指挥部对重点嫌疑人进行甄别的有关要求，对张书海进行指纹采集。

张书海的双手掌印及十个指纹留了下来。

因第一战区专案组临时设在市农机局招待所内，技术条件有限，张书海捺下的指纹质量不高。

为确保万无一失，民警又将他带往中原区公安分局，准备再次进行指纹采集。

时间在辗转奔波、盘问调查、提取指纹等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悄然流逝，当民警带着张书海来到中原区分局时，已是深夜时分了。

民警叫醒了正在休息的分局副局长赵建武，赵局长获悉有关情况后，马上找来技术人员，再次提取张书海的指纹。

此次留下的指纹完全符合检验要求。

鉴定指纹不仅需要良好的设备仪器，熟练过硬的技术，从比对、辨别到认定还得一定的时间才行。而张书海的嫌疑人身份也仅仅是家中安有三个“灵贵牌”榉木门锁、大个子、当过兵等，并没有任何确凿无疑的事实证明他的犯罪事实。警方侦查破案，得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根据有关法律程序，警方提取指纹后，只好暂且将他放回。

张书海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中原公安分局。

是人都会有犯错误的可能。罪犯会犯错误，同理，警方在办案的过程中有时难免也会出现一定的失误，比如警方在处理张书海的问题上就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嫌疑人张书海进行指纹采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将他在一定的时间内放回更没有疑义，关键在于虽然一时没有掌握张书海的犯罪事实，但其犯罪嫌疑实在是太重大了，不可有半点疏忽才是。而警方将他放走后，却任其逍遥，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监控措施。

张书海刚走，技术人员随即对他留下的十枚指纹进行比对，发现其中两枚与“12·9”案发现场有比对价值的两枚指纹非常相似。

中原公安分局副局长赵建武马上打电话给分管刑侦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战军说：“张局长，‘12·9’嫌疑人出现了。”

张战军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市公安局局长李民庆。

李民庆闻讯，激动之余，不得不慎重其事。

“12·9”系列抢劫银行案久侦未破，整整半年时间过去了，其间不知出现过多少次兴奋点，许多迹象表明，案子就要破了，可一旦落实下来，元凶总是深藏水底。而侦破工作，不得不从陡然上升的顶峰立时跌入迷蒙的低谷。在前期的大量指纹比对工作中，也曾出现过一次兴奋点，那就是发生在省委第二招待所的一起盗窃案中，犯罪嫌疑人留下的指纹与“12·9”案中一号作案分子的指纹有5处特征相同点。后经专家论证，因主要特征存在微小差异而予证否。

此次出现的两枚相似指纹最终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结果呢？李民庆心中不由得涌出两个词来：难以逆料，不容乐观。

为确保技术鉴定不出差错，指挥部立即通知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痕迹专家张国民及其他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赶到现场再次进行严格的技术鉴定。

李民庆一再告诫自己，办案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来不得一丝马虎，不能出现半点差错。回顾往昔侦破的无数个案子，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曾经出现过一次差错。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再也不能让它重演了。

李民庆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次的失误。

1988年春节，身为汝州市公安局长的他带领一班人马冒着大雪，赶往下面一个比较偏僻的大峪派出所检查工作、慰问一线民警。到了那儿一看，派出所连个值班的人员都没有。一打听，原来当地一个村庄发生了盗窃案，全体干警都下到现场去了。天下大雪，罪犯会留下痕迹；又值传统佳节，人们都图个吉利，按说在这种时刻一般不会发生盗窃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案发地离派出所不远，约三公里路程，李民庆一行随即也赶到了那儿。

被盗物是一台150千瓦的水泵，自重150公斤。李民庆看过现场，与当地派出所民警一同分析案情，认为盗窃犯至少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一、家庭贫穷。如果不是穷困潦倒，不会在除夕之夜外出偷窃；二、案犯至少两人以上。水泵自重150公斤，又要转运他处，一个人实难担当；三、熟悉当地环境。也就是说，作案人为本村人或邻村人，那么重的一个水泵，又在大雪之夜，一下子不会弄出很远。

根据以上特征及雪地所留痕迹，正月初八那天，这桩盗窃案就破获了，但只抓住了一名案犯，正如当初分析的那样，是本地的一个贫穷农民。

案犯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但他只承认独自一人作案，没有他人及帮手参与其中。无论怎么审讯，他一口咬定只有一人。

大峪派出所一连审了五天，不论怎么讯问，案犯自始至终只承认一人作案。

大峪派出所所长将此情况告诉李民庆，李民庆大惑不解，150公斤重的水泵，盗窃者只有一人，这怎么可能呢？

为弄个水落石出，李民庆又一次来到大峪派出所，亲自提审案犯。

不管你是公安局局长，还是派出所的普通民警，反正他只承认一人偷了水泵。

一个人怎么搬得动那么重的水泵呢？李民庆对审讯的结果十分恼火，想来想去，决定将那名窃贼带到现场，进行一番模拟实验。

他让案犯站在那台被盗的水泵旁边，从腰间掏出手枪道：“你这家伙满口谎话，太不老实了，你说只一人偷了这台水泵，那你给我搬搬看，要是搬不动我就一枪崩了你！”

案犯用余光胆怯地瞟了一眼李民庆，慢慢移动脚步，换了一个方位，双手攥住套在水泵下面的麻绳，一鼓劲，腰一挺，一台150公斤重的水泵真的悬在了空中。案犯就那么双手拎着一台几乎是他两倍重的水泵，迈着踉跄的脚步，竟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起来。

望着眼前的模拟表演，李民庆当时惊得目瞪口呆，要不是现场实验，可真不敢相信啊！他将手枪往腰间的皮套里一插，对那名盗窃犯挥挥手道：“停下吧，你！”

案犯将水泵往地上一墩，也不见他有什么特殊的生理反应。

这件事对李民庆的刺激很大，办案一定不能想当然，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掉真正的罪犯。同时，他也认识到，人是一种极具潜能的动物，特别是到了求生关头，常能超出一般的常识范围，做出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案犯作案常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因此，公安人员在侦破案件时，思路要开阔，必要时应打破一定之规，在思维上高于罪犯，要抛开求职之念，以求生的精神投入其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李民庆一边回忆往事，一边紧张地等待着再次的检验结果。

张国民对痕迹学特别是指纹方面颇具研究，他的鉴定往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复检工作由他亲自操作。

张国民对张书海留下的两枚与现场相似的指纹在显微镜下认真地比对着、辨别着。

大家屏声静气地，谁也不敢弄出半点音响，只有挂钟的“嘀嗒”声清晰可闻，每一声清脆的鸣响，都敲击着在场干警的心鼓；每一秒流逝的光阴，似乎变得格外漫长难熬。

张国民发现，张书海的两枚指枚不仅与现场指纹结构相同，即使相应部位的细节特征如形态、数量、间隔线数及相互关系等方面也完全吻合。

好半天，张国民慢慢站起身来，回头望着李民庆说道：“不错，就是他！”

字字千均，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在场干警听着，一个个全都欣喜万分，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奋战了190多个日日夜夜，犯罪分子终于浮出了水面。

李民庆早就盼望着这一令人激动万分的时刻了，但他仍不得不谨慎地再问一句：“你能保证？”

“能，我能保证！”一向寡言少语的张国民眼里饱含激动的泪花大声说道，“李局长，如果不是他，我把头割给你！”

望着可爱的部下，李民庆心头一块悬了半年多的石头终于落下了。他坐在张国民刚刚坐过的椅子上，一会儿看看张书海留下的两枚指枚，一会儿又看看“12·9”现场留下的那两枚，猛然一拍桌子，不由得大叫一声“好！”

此时，墙上的挂钟正指向2001年6月13日凌晨3点。